朱晓明：探索数字医疗，蓝海 or“死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过去几年，中国已经把数字中国、数字化应用转化融入“十四五”规划，并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推动健康科技创新”“推进医学科技进步”“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

中国公立医院的数字化转型在解决普惠医疗、提升全民身体健康上将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以上海瑞金医院、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为代表的一批公立医院所开展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已经具备雏形，多家医院代表在“中欧智慧医疗：上海公立医院数字化转型论坛”中分享了他们在转型实践中的成果。

公立医院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基础

传统公立医院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具备哪些技术和基础设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胡伟国教授认为需要以下要素。

一是信息网络。医院环境需要 5G、Wifi6、万兆光带，需要便于快速访问内外连通的网络，这是信息化的基座。

二是感知平台。物联网为智能平台提供各类感知数据，数据采集是医疗建设的基础功能。

三是云平台。云计算和云存储高速运行的平台，使得将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连接起来的转化医学有了强大的计算平台。瑞金医院的转化医学在生物信息系统国际计算评比50个入围者中取得前八的成绩，在生物信息计算方面，瑞金医院的快速云存储、云计算为科研和医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将多模态（指多种模态的信息，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和全方位的临床数据建成临床数据湖。将临床、个体、随访、影像、实验室、临床检查、门诊、家庭、院外等数据汇聚在临床数据湖中。

五是数据大脑。网络和感知数据将为未来医院的数据大脑赋能。

六是中台技术。中台技术助力统一数据标准、数据治理、数据表情以形成新型信息化平台。

七是 IT 人才。瑞金医院从 1988 年开始成立数据中心，最初对人才的要求是信息稳定，解决临床问题，但现在要求引进的人才要具有数据能力、宏观规划能力、创新能力，要利用临床信息化手段倒逼管理。胡伟国教授认为：“很多创新项目不是临床医生想出来的，而是 IT 工程师创建出来的。因此，医院要求的是复合型人才，团队中要有 IT工程师、临床医护、数据工程师、数据风险师和管理者。”

与瑞金医院类似，中山医院也在夯实自己的数据底座。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兼执行院长顾建英教授说：“中山医院的医疗云通过内外网的融合、5G 技术的应用，将给未来提供更多的创新应用。”目前，中山医院把所有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形成了数据湖，并进一步形成数据仓库以便挖掘。“我们的目标是先做好基本功，未来可以更好地服务临床的科、医、教、研。”

数字化重构医院运营模式

医院向数字化转型，目的是提高运营效率，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医疗系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瑞金医院基于数字化的底盘，对运营效率的提升进行了多维度的优化。首先是推动便捷就医。瑞金医院目前实施了七个项目，包括精准预约、智能预问诊、电子病历互联互通、化验互通、无感支付、核酸线上一条龙服务以及与 120 急救中心的合作。

分诊一直是患者就医时颇为头痛的问题，不是每个患者都知道头痛和失眠要看神经科。瑞金医院通过APP 实现智能分诊，通过与患者进行语言交流，智能化地为其推荐专家，智能分诊后 30 分钟内便能预约到号源。依托智能优先就诊引擎，可以帮助危重、疑难、有实际困难的患者提供优先就诊渠道。

针对住院的场景，瑞金医院实现了床旁一体化服务，患者可通过APP完成住院的七个环节：入院、诊治规划、陪护、宣教、点餐、探视、出院。

其次是实现智能规划全程陪诊。患者入院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找科室、排队。通过智能规划全程陪诊，患者不用找地方，系统会提示患者行进路线及排队情况，主动服务患者。诊疗结束后还可以引领患者取药，化验报告也可以直接发到患者的 APP 上。

再次是提供数字孪生沉浸式体验。APP 采用的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模拟真实的医院环境，让患者能身临其境地找到科室，患者的子女也可以在云端陪同老人使用 APP。

最后是在云检测方面，患者可将居家测量的血压和血糖数据上传到云端，便于医生对患者的随访，未来互联网医院也可借助云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称“疫情”）下，瑞金医院通过互联网实现跨院区复诊、云端诊疗，为医保患者代配药并通过互联网结算。

透过人机协作提升运营效率

数字化转型后，医院的诊疗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加强人与技术的协作，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

在影像中心方面，可实现一院辐射全国。瑞金医院将影像中心建成技术平台、阅片平台、模块平台和监管平台，通过四个平台共同完成远程影像诊疗。在平台里，医生可以在电脑和手机终端实现 360 度全景阅片，X 光、CT、放射、胃镜、肠镜、造影、心电图等所有影像都将集成在影像中心，同时该功能也能辐射到全国分院和联合体医院。胡伟国教授认为，未来医院可能会合并放射影像科，并将放射影像科放在云端，由科主任统一管理。

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人工智能在影像分析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借助人工智能，通常可以发现肉眼看不到的肺小结节，也可以做出精确的骨龄判断，甚至可以将骨龄判断精确到小数点，改变了传统的阅片模式。人工智能也可对影像的质量进行打分。

在病理快速诊断方面，数字化可助力优质医生资源共享。胡伟国教授说，目前全国最缺的是病理医生，通常只在总院有。在数字化助力下，未来各大分院可通过光纤将病理传输到病理中心，病理诊断可摆脱纯人工诊断方式，借助人工智能提高诊断精确度。

在超声方面，技术革新可助力医生诊断。瑞金医院与平安科技合作，实施 5G 引导下的超声诊断。超声技术的革新帮助医生对甲状腺结节良性还是恶性的判别准确率大大提升，经手术对人工智能的判断结果进一步验证，发现系统判别的准确率可达 86% 以上。

在康复及随访方面，数字化转型可加强医疗闭环管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教授认为，医院会诊后的随访是医生的痛点，也是难点。要了解治疗效果的好坏，随访很重要，通过闭环反馈，医生才能追踪治疗效果，发表有价值的临床论文，这也是中国目前最欠缺的地方。“中国的治疗方式要从看得上病、看得起病转向看得好病。”

在精细化管理方面，数据提升管理效率。瑞金医院开发了监、管、控智慧系统，包括急诊、门诊等涉及 108 个数据。 院长只要坐在指挥舱便能看到实时数据。各院区、楼宇也都实现了智慧化管理。疫情防控需要数字化，需要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身份识别、随申码等，这些信息数字化后，可达到精准识别的程度。院长在指挥舱可以看到住院的效率、大型设备检查的排队情况，比如院长可以考核手术室资源的利用率、产出效率，从而对每个环节进行优化。比如在术中效率的改进中，院长可以考核麻醉是否准时，手术时间是否超时，术中出血情况以及耗材使用情况等，这些在实时监控中都能抓取。针对手术时间不准时的问题，比如约定 8 点开刀，如果 8 点半医生还没到，手机就会发出警告等。经过精细化管理，数据系统上线 26 周后，手术延迟时间缩短至 30 分钟；上线 33 周时，手术时间提前了 17 分钟。

在共病管理方面，数字化转型可助力建设一站式医疗服务。华山医院的信息系统目前可以把全院的共病整合在一起，比如骨科病人若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相关病症可交给相应科室处理，避开骨科不擅长的病种。目前华山医院的康复科已集中管理全院的病床，各科病人的康复问题都集中在康复科。

中山医院还采用了物联网技术，以患者为中心，用数字孪生技术重构人、服务和空间，形成一个智慧驾驶舱。管理者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全院实时的诊疗数据、后勤管理数据等。顾建英教授表示，中山医院也在打通院内外手机端和屏幕端的联结。目前中山医院有 8个 ICU，外科 ICU 已经融合了各诊疗系统，在这套重症系统中，从患者入院开始，到中间的用药和诊疗，所有的数据都可追溯。

据了解，中山医院还承担着提升福建省医疗水平的责任。医院通过一体化信息与厦门医院联结在一起，采取数字化全面平移的政策，从 2017 年开始实施一体化的 HIS 医院信息系统、远程诊疗、教育培训等。

数字医疗的前景与反思

“数字医疗是蓝海，是产业的未来，机会无限，但大多数人都被‘淹死’了。”马昕教授说，“医疗互联网公司三年的生存率不到 20%，比癌症死亡率还高。”

医疗互联网公司虽拥有出色的 IT 工程师，也有医生的加持，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公司的想法究竟有没有考虑到医院的实际需求？是否太过超前？或者医院有没有相关的预算？相关的数字产品有没有让医生受益？

在三甲医院，医生最希望诊治的是疑难杂症，但却经常诊治常见病，而这些常见病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做标准化处理，或下放至社区医院解决。

数字化医疗也需要与人们的就医习惯相适应。比如患者在网上进行诊疗、进行健康咨询、使用健康管理系统该不该收费，怎么收？很多病患并没有为线上咨询付费的习惯，如何培养建立这样的习惯？而一些新技术一旦可以收费，医院又是否可能因为丰厚的利润而滥用新技术？“业界认为数字化管理慢病的春天到了，但资本方发现，最后还是靠卖药赚钱，咨询很难赚到钱。”马昕教授说。

数字医疗、智慧医疗本身也存在一些非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虽然目前各家医院都在上线数字化系统，但医院之间并没有实现互联互通，大医院之间的技术壁垒很难破除。此外，当越来越多智能技术涌向医院时，医疗信息化有时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以往医生手写病例，速度很快，但现在填写电子病例表格需要花的时间更长，反而降低了效率。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智慧医疗融资虽然容易，但能否通过自我输血把钱赚回来却是问题。中国的医疗产业以公益为主，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强调公益属性，不能赚病人太多钱。这使得中国用 10% 的 GDP达到了人均 78 岁的寿命，而美国用 19% 的 GDP 才实现了 76 岁的平均寿命。”马昕教授说。因而，医疗这种带有公益属性的产业如何盈利正成为一个社会伦理问题。

马昕教授还指出，疫情之后，住院人数呈现断崖式下降。医生会发现，原来医疗的刚需并不多。这一现象促使业界开始思考，未来的医疗服务该怎样向改善型的方向发展，毕竟病人不会为了纯粹的治疗方案而买单。“医疗本来的社会属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所以不能让机器全部替代医疗，我们要体验这个治疗的过程。机器可以帮助医生写病史，但我们一样需要面对面地与患者进行沟通、治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原院长朱晓明表示：“在中国医疗事业中，公立医院起到四梁八柱、顶天立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需要与非公医疗机构差异化共生。公立医院及其骨干医生需要有责任担当，比如在全球抗疫方面，公立医院所积累的经验和数据都有着相当大的引领意义。公立医院有几大特点，即重资产、多学科、双优化、强基础、当领雁、挑重担。相对来说，非公医疗机构也有一些特点，即轻资产、少环节、多扇面、快适应、强服务。创新是有边界的，要坚持守正创新，特别是公立三甲医院，相对于非公立医疗机构，更要坚持服务创新的边界。总之，公立医院与非公医疗是医疗事业中相互提携的同伴，是医疗数字化转型和科技创新方面交相辉映的未来之星。”

来源 | 《商学院》杂志